纪念托尼·朱特为了理解和改善身边的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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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欧洲史学者托尼·朱特8 月6 日在曼哈顿家中因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而去世,享年62 岁。他2005 年出版的《战后欧洲史》,是一部全面展现战后欧洲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复杂面貌的巨著,被认为具有“百科全书式的视角”,是“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”。

托尼·朱特走了,一点也不令人意外。自从去年罹患与史蒂芬·霍金一样的肌肉萎缩症的消息传出,朱特走到人生尽头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去年10月,面对纽约大学的700 多名观众,瘫痪在轮椅上的历史学家通过呼吸机的支援艰难地喘气发声,他的演讲主题离不开“失败”:社会民主的失败,民族和解的失败,欧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败,最终是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——“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过去的年代”。这是他患病后的第一次亮相。以头脑和文字为毕生志业的人,在这一刻,即使置身于掌声和眼泪的围绕之间,依然显得那么孤独无助。

过去在延续,我们仍没有走出来——在“历史的终结”论者眼里,在满足于冷战终结、红色帝国崩溃的乐观主义者眼里,20 年来,托尼·朱特的著作就像一封封无法置之不理的战书。2005 年,朱特完成了煌煌大著《战后欧洲史》,他在这部作品里火力全开,对白人世界反思二战历史的态度及其后果作了冷酷无情的解剖。东欧人的落后情有可原,在苏联的严密控制下,绝大多数东欧人丧失了正视过去的机会和意识,而一贯自我感觉良好的西欧人,他们对历史记忆的玩忽则事关欧洲整体的堕落:包括创造战后经济奇迹的德国人在内,战后的一代西欧人不敢面对驱犹屠犹暴行、战时的通敌行为,还有普遍存在的对纳粹主义(及其在德、意以外国家的各个变种)的好感。对西欧人来说,“过去”是一道宽广无垠、润物无声的阴影,人们在暗处埋头活下来,一点点忘却痛苦,告别过去。

作为一位讲究道德良知的公民,朱特决不赞同自我麻痹的做法,但作为历史学家,他又承认选择性的遗忘对于欧洲战后的迅速稳定的确大有好处。朱特本人也是战后出生的一代——1948 年1月2 日降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。对于战后的记忆,诚如他在一篇访谈中所说,“到十岁左右,我觉得我大多数关于‘善与恶’的意识都更多地指向了德国人”。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战争电影,基本上表现的都是对德作战的场景,而对于苏联红军的态度则比较复杂。事实上,这种有意无意的记忆选择,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——45 年间,也就是古巴导弹危机显得较为危险,而最终,不管是肯尼迪、尼克松还是赫鲁晓夫,都忌惮于再次卷入战争的惨重代价。

《战后欧洲史》里的这些主要论点,以及他那种论辩式而非传统述史式的文风(全书注释寥寥,大量的史实被掺杂在推理和判断之中端给读者),都透射出托尼·朱特身上有矛盾的一面。说起来,他的家庭背景就有些奇怪:既信奉马克思主义,又反对社会主义,朱特在其中成长至负笈剑桥时期,初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- 犹太复国主义者,狂热醉心于以色列基布兹运动。然而,等到终于趁着1967 年“六日战争”的机会去以色列体验战胜国豪情的时候,他又恰恰对自己的政治抉择产生了怀疑。“我怀着这种理想主义的幻觉而去,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家”,但最终却发现复国主义左翼和右翼一样,“对那些被踢出这个国家的人民惊人地无知”。

介入一切的青春狂热散去,朱特的怀疑主义开始萌芽了,与之伴生的是他对欧洲左翼运动的浓厚兴趣。一切意识形态、身份政治都是可疑的,政治投机应该鄙视,但错置了的理想主义癫狂则更应予痛斥,而正是战后欧洲的左翼阵营,每每成为误判和理想错置的舞台。六七十年代,朱特在巴黎高师的学习经历巩固了他学术进阶的基石,他深度研习了二战前后法国政治和知识界的历史,这段经历日后凝结成数本专著:《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:1871—1914》、《责任的重负:布鲁姆、加缪和阿隆》……

人们往往认为,保持客观公正是历史学家职业操守的题中应有之义,他们得像考古工作者一样,不动声色地梳理过去的事情,排布停当,待读

者自己来评判是非;而一位“公共知识分子”则是一定要有道德判断的,因为他在更多的场合下得直接面对大众发言,去影响他们对公共问题的认知。正是从研究法国问题起始,朱特尝试着臧否已发生的事实,甄别个体行为的对错:这个底蕴深厚的优秀民族,为什么迟迟无法找到通往良性政治的现代之路?是什么导致它自二战以来一再蒙受军事投降、政局不稳、殖民地叛乱、等等的折磨?

法国集中了朱特的多个学术兴奋点:战争遗产的检讨,劳而无功的左翼运动,冷战政治文化,等等。2006 年,我受三辉出版之托着手翻译《责任的重负》一书,书中研究的莱昂·布鲁姆、阿尔贝·加缪与雷蒙·阿隆三人, 作为上世纪法国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,因机缘和性格不一而选择了不同的事业方向:政治旗手、意见领袖及学术精英。

三人各有短长,都在时代的裹挟推撞中犯下了程度不一、方向不同的错误。究其症结,朱特展示了一个更大的背景:从第三共和末年到六七十年代,法国政治界和知识界之所以看似精英辈出,实则你纠我缠,两败俱伤,盖因两者都向对方输出了自己有害的一面;政坛上的党争渗入知识界,迫使文人们站队而丧失清白的理性;知识界和媒体的书生之见又每每膨胀,干预了讲究效率的政治决策过程。

但是,朱特终究不曾忽略三人最大也是最光明的共同点,“勇气与正直”,他们都在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,表现出这些美德,并因此而长期遭人嫉恨。我觉得,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,而不只是做些个案分析,仍然与朱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“责任的重负”有关。冷战思维、党派之见禁锢了文人的头脑,让他们付出了重大的道德代价;现在的世界倒是承认每个人有权信自己所信,然而,假如一味以相对主义的态度包容之,在朱特看来,亦违背知识分子的天职。在《新闻周刊》网刊的一次专访中,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:知识分子,尤其是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,不能惧怕从道德的角度说出是非——“道德化”并非禁脔,而是履行使命的必须:假如自由主义者..坚持认为道德化是肮脏的,从而把判断对错善恶的权力让给各式各样依然使用那种语言的人(天主教徒、穆斯林、其他各种宗教团体——以及政治右翼,他们从不忌讳牺牲别人的利益去搞道德化)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将无法对关于任何事情——从海外援助到堕胎再到安乐死——的难题给出答案。

是的,我们可以不再使用“道德化”这个词,只要我们能够重新树立“公共伦理”这个曾被古今哲人落落大方地使用的术语的地位。这便是朱特的关怀所在,也是他“叛离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——不管是投身还是脱离某件公共事务,他都要基于自己的道德判断,而非出于宗教信仰、种族身份、习惯或个人利益的考虑。

作别了欧洲的情感家园,朱特来到美国。1988 年,他接受纽约大学提供的教席,并在7 年之后协助《西线无战事》的作者、德国作家埃里希·雷马克的遗孀创立了以雷马克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。此时的他已是全球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,热爱演讲和辩论,总是极其认真地回复别人对他网上文章的评论。他对新大陆有不少好感,这里的人性情开放,精力充沛,也为他提供了在学术界扬名立万的机会。小布什上台后,他与所有人一样,指着总统的后脑勺骂了整整8 年,即使奥巴马登基,他也没有轻易改换口吻,只是表示谨慎的乐观,觉得奥巴马很可能会在诸如医保和中东问题等一系列大事上妥协。人总在该变通的时候一意孤行,在该坚持的时候腿软,这种例子,近现代历史上俯拾皆是。他在给英国友人彼得·凯尔纳的信中谈到了这个国家:“我已看到了未来,没希望的。”

在《责任的重负》翻译过程中,我同朱特教授有过几次通信。他有一部研究欧洲知识分子向苏联“朝圣”的代表作《Past Imperfect》,我问他,imperfect应当翻译成“不完美的”还是“未完成的”?他复函道:“你说得对,Past Imperfect兼有你提到的两重涵义,一个未结束、未完成(unfinished or incomplete)的昨天,也是一个道德上、形式上受损的——或用你的话说,被玷污的——不完美的昨天。”他接着问:“中文里有一个能涵盖两种意思的词吗?”我绞尽脑汁,也没找到这样一个词。 文/云也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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